龔如心

《自由市場革命》
　　作者：（美）布魯克
　　（美）沃特金斯 著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4年8月
　　定價：33.20
　　美國向來有對福利型社會的抵制情緒，這是歷史和文化所造成的，完全不同於當今福利泛濫的歐洲大陸。加上過度福利帶來的社會階層固化，寄生人群增多，社會活力下降、政府赤字嚴重等問題，布魯克和沃特金斯對此堅決反對是有一定道理的。
　　為自由放任吶喊
　　金融危機已經過去好幾年了，但是這場危機帶來的影響卻持續至今。它不僅反映在世界經濟恢復的艱難，也反映在應對危機所使用手段帶來的後遺症上。至今，美國社會對當時奧巴馬所領導的行政分支採取的一系列行為爭論不休。這種爭論也延續到了對之後奧巴馬政策的評論之中，比如醫改案，爭議甚至被上升到什麼才是真正的美國社會這樣的高度。隨之而來的改革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在這些呼聲中，經濟上的左右之爭最激烈，美國政府到底應該是出手干預經濟，還是回歸自由市場甩掉過度的福利包袱成為焦點。但是也有一派人物，他們左右皆反對，主張一種純粹的資本主義理想，希望恢復一個完全自由放任的美國夢，亞龍·布魯克和唐·沃特金斯就屬於這一派。他們在《自由市場革命》一書中強烈呼籲重建最小政府式的美國社會。
　　這兩位學者有一個共同的背景，都有著安·蘭德機構的工作經歷。如果熟悉美國文學，那安·蘭德的大名必然不會陌生。她的小說和劇作在美國是幾代人的思想指引，《阿特拉斯聳聳肩》、《源泉》、《商人需要什麼哲學》、《一月十六日夜》這些如雷貫耳的作品至今在美國仍然暢銷不衰。儘管安·蘭德著作等身，但是她要表達的思想卻非常清晰、簡單。
　　首先她把利己主義納入了道德的範疇，她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按照理性選擇做出的利己行為不僅是合理的，也是最有價值的，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個人的開創性和創造力，才能為社會發展提供活力。而利他主義，如同她在作品《三思》中所描述的那樣，只不過是披著道德外衣的一種虛偽，實質是對人的漠視與束縛，專制政權正是號召人們無私地犧牲和自我約束來到達自己的目的，最終連基本權利的保障都沒有。其次理想的資本主義應該是一個自由世界，政府應儘量少干預私人領域，包括私有經濟及個人生活，它只需要為自由社會提供基本的保護和維持秩序，比如保護私產，保障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維護自由市場等。再次追逐利潤也是道德的，商人的謀利行為是促進生產力發展和人類生活環境改善的關鍵動力，那種敵視財富積累的觀點實際上消除了公平競爭的社會條件，窮人會因為依賴救助而失去上升的渠道，最終阻礙社會進步。
　　布魯克和沃特金斯的所有觀點都是建立在安·蘭德的這些基本理論之上的。所以你可以在書中看到他們大段大段地引用《阿特拉斯聳聳肩》里的情節來為自己的分析做註腳。他們將資本主義私營經濟描述為一種理性、合理、生產性和創造性的行為，簡直和安·蘭德的語氣如出一轍。當然如果兩人只是嘮嘮叨叨地把安·蘭德的話重覆一遍顯然就毫無意義了。借助這些美國人耳熟能詳的理論，他們對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政治及社會的變化做了一個新的解釋。
　　政府越小越好
　　他們認為美國在建國之初是一個真正的小政府自由社會，採取的是較為理想的自由市場模式。然而先賢們在保障人權，保護人民自由，限制權威和政府權力的同時，卻沒有在道德層面為資本主義證明，和大多數人一樣，他們也同意利己主義和謀利是不道德的行為，也就為政府平衡這種不道德行為埋下了伏筆。而經歷了20世紀的大蕭條之後，大政府在凱恩斯主義的指引下不斷膨脹，到了60年代，福利型社會的興起成為轉折點，美國進入了兩位作者尖銳批評的監管型社會，自由市場衰退，政府干預無所不在。到了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的崛起雖然公開支持自由市場，並縮小了政府的干預，美國有快速右轉的跡象，但是即使是弗雷德曼這樣的代表人物也沒有為謀利行為做道德翻案，更沒有完全排除政府干預的必要性，之後的美國政府依然是一個強勢的大政府。
　　從這樣的分析出發，他們進一步指出，金融危機實質上是政府監管過度的後果，不是人們認為的政府缺位所引發的。因為房利美和房地美都是政府隱形操控的企業，是它們無視高杠桿的風險製造了金融泡沫。因此要徹底解決金融危機的惡果，就是要完全解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可遺憾的是現在美國的政治分歧，根本就不是左與右的分歧，不是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的分歧，而只是政府干預多少，給多少福利的問題。諸如當前的醫改案之爭，兩黨圍繞的依然不過是福利和救助的範圍和多寡，誰也沒有懷疑這種福利是不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利。兩位作者就醫保案做了專門的分析。他們發現，由於有政府的大量補助，醫院缺乏競爭，醫生們都是從儘量節約成本和增加病人開支去考慮問題，帶來的後果是醫療質量下降，造成大量的浪費和效率低下。所以兩位作者在書中嘆道：“今天的主流右派和主流左派的政治立場是一致的”，這樣將無法從根上解決問題。
　　自然，兩位作者提出的改革方案就明顯比現在的左右兩派都要激進很多。他們認為真正的美國是回到以資本主義冒險精神和企業家精神為支撐的自由社會，政府甚至只需要保留必要的軍隊、警察和司法隊伍就可以了，那些名單可以列幾頁的政府監管部門都應該關門。大部分政治職能都應移交給非營利組織或者企業來完成。福利措施應該取消，轉而依靠社會慈善和個人救助。減少稅收，放棄政府依靠徵稅對個人財富的支配。
　　應該說美國向來有對福利型社會的抵制情緒，這是歷史和文化所造成的，完全不同於當今福利泛濫的歐洲大陸。加上過度福利帶來的社會階層固化，寄生人群增多，社會活力下降、政府赤字嚴重等問題，布魯克和沃特金斯對此堅決反對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們對自由市場和小政府的呼籲只不過比以往激烈了些，也談不上有什麼非常實質的突破。當然，他們要求政府監管完全退出的結論顯得有些烏托邦，市場反應畢竟有滯後性，政府適當地前置監管是對不必要代價的一種彌補，完全放棄也不理性。倒是他們對政府干預經濟的負面分析非常犀利，也很好解釋了為什麼在開放程度更高的國度經濟和社會發展更快的原因，這是我們最值得註意的。
　　□曾靖皓　　（原標題：超越左與右的美國夢）